体质发病观强调疾病发生与个体体质差异密切相关，体质胎元论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将体质形成与发病机制的关系追溯至生命早期。文章从概念提出、科学内涵、临床意义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胎元禀赋、胎元盛衰及胎元受扰等因素对胎儿体质形成及成年发病的深远影响。基于体质胎元论提出了产前“三级预防”方案，旨在通过辨体调养改善母体健康，指导优生优育；指出了体质胎元论是成人慢病超早期干预的切入点；并提出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以及女性独有的全生命周期体质健康管理策略，对于提高出生人口质量、超早期防控成人慢病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和战略意义。
奔豚气作为中医学特有的疾病名称，其命名体现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文章采用文献考证与隐喻分析方法，探讨《金匮要略》奔豚气的核心内涵。通过系统梳理早期医学典籍记载至后世发展过程中奔豚概念的变化，揭示奔豚与奔豚气概念的历时性演变关系。通过对豚字的考辨，证实了小猪说的合理性，并分析明清江豚说的衍生特征。基于此，指出奔豚气的源域并非简单的小猪奔跑的状态，而是小猪奔跑过程中气息急促紊乱的状态，并以此映射人体气上冲的病理现象。基于对奔豚气隐喻的认知分析，提出“发现隐喻-回溯挖掘-古今互证”的中医疾病认知思路，为中医疾病概念研究提供新思路。
系统辨证脉学是在系统科学指导下中医脉诊的发展与创新，其通过位、数、形、动、质五个维度，构建起一套系统的脉象分析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与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的结合，使其能够更加精确表征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病性，并通过脉象要素的动态变化规律揭示疾病病因、病机及传变规律。系统辨证脉学脉象分析体系通过与中医多种辨证方法的结合，为临床脉象辨证提供了更加规范化和精准化的依据，为临床辨治构建了一条新的思路。
藏象学说是指体内的脏腑及其表现在外的生理、病理征象及与外界环境相通应的事物和现象。肾脏作为一个功能复杂、涵盖广泛的系统，具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与特性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肾藏象理论的核心框架。冲、任、督三脉不仅在起源和循行上与肾关联密切，在生理病理上仍相互影响。笔者从肾藏象理论出发，探讨肾与“一源三歧”关系的发展过程以及生理病理的关联，提出在临床中治疗中，可从肾治任、督、冲三脉之病，治疗肾系疾病亦可从“一源三歧”论治，用于指导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防治。
“主客浑受”理论发源于《黄帝内经》，经过吴又可《温疫论》“主客交”理论的发展，于《湿热病篇》被薛生白正式提出，是指六淫、疫气、久病之热毒、瘀血等客邪入于人体阴分，导致正虚邪恋、胶固难解的一种病机状态。笔者运用“主客浑受”理论阐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病因病机为素体主气不足，热毒、瘀血、痰饮等客邪耗伤，治疗当遵循泻客补主、解毒祛瘀、滋阴护本的原则，并根据SLE各个阶段中正邪主次的不同分别论治，对于受累的不同脏腑则根据相应脏腑之主气以及客邪变化辨证施治，以切实提高SLE的诊治水平。
经脉系统理论模型成熟于《黄帝内经》时期，由于其成书时间跨度长，加上文字描述模糊且多具有双关性等特点，后世医家在使用“经脉”与“经络”等概念时常有混淆。文章将基于发生学研究廓清二者关系并根据概念框架理论，结合逻辑学概念框架划分规则，尝试重新构建基于《黄帝内经》经脉系统的概念框架。该系统将重新构建为“经系统”与“脉系统”两部分及附属（或分支）结构，并指出经脉系统与气血间相互关系及各系统与现代解剖生理学的联系，明确《黄帝内经》在构建经脉系统时的“双向型”模型特点。旨在为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脑卒中后焦虑抑郁（PSCAD）是卒中后常见并发症，其发病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导致康复水平的下降。PSCAD的发生与命门火衰密切相关，其病机为中风后命门之火复伤，导致相火失司、君相失调，继而肝胆枢机失利、五脏失养，发为郁证。PSCAD的治疗以温补命门、水中求火为根本治法，基本方药为金匮肾气丸，在此基础上可结合病机变化佐以补肾、疏肝、养心、健脾、宣肺诸法。
文章论述了《黄帝内经》中存在的不同阴阳体系，并探讨了其与《伤寒论》六经理论体系的衍变关系。通过对《黄帝内经》中四象、五行、三阴三阳等阴阳体系的分析，以及与《伤寒论》六经的比较，阐述了它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文章指出，《黄帝内经》的阴阳体系是从天行四时、中土立极、人体气化等不同角度建立的，相互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正所谓“言天者求其本，言地者求其位，言人者求之气交”。《伤寒论》六经是在《黄帝内经》三阴三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脏腑、经络、气化的统一体。深入理解这些理论体系对于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地仙”一词是中医药文献中的常见词汇，通常带有独特的隐喻。文章通过本草、方剂、医案医话3个角度对“地仙”在中医药文献中的容受关系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医学发展“地仙”一词涵义逐渐被中医药领域接受并进行再创造，从相对单一的道教体系下的仙家称谓，到初步融入时期的枸杞及地骨皮的别名之争、再到逐步向神仙思想演进的方剂名称，最后到从神仙思想中衍生出并被广泛接受与运用的养生长寿文化，其内涵范围不断扩大。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地仙”一词逐渐从道教专有名词走入中医药领域，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演变模式，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与生命观密切相关的思想体系。
当归补血汤被后世视作是治疗血虚发热的经典名方，基于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著作，溯本求源，在李东垣视角下分别从理论来源、血虚释义、症候机理、组方依据以及类方鉴别5个方面对当归补血汤进行了梳理，认为原著中“血虚”实为气虚的代名词，当归补血汤的主治当为气虚发热之重证，该证病机为“气并于阴”，即气虚阳气陷于阴分，表现为阴火上冲外炽。其立方本意在于补气升提内陷于阴中之阳气。同时结合相关类方鉴别以佐证，提出三黄补血汤为血虚发热之治方。
干祖望教授是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奠基人，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过敏性鼻炎与肺脾肾三脏关系密切，辨证中虚证寒证为本病最主要的证型，可分为寒邪束肺、卫气不固和肾阳不足。病机为“金叩乃鸣”。益气温阳固表思想是干祖望教授用于治疗虚证寒证过敏性鼻炎的基本治疗思想，也是作为构建干氏耳鼻咽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为中医耳鼻咽喉科专科建设奠定了基础。现行主要中医耳鼻喉科教材与行业标准制定中过敏性鼻炎虚证寒证部分的辨证均以此为参照。文章从益气温阳固表思想的源流、初步形成与基础、确立与成熟、发展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列举病案分析。完整阐述了干祖望教授益气温阳固表思想的同时，指导和推广了其临床应用。
国医大师洪广祥钻研肺系疾病数十年，在治疗肺性脑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及独到的见解，认为肺性脑病病机属本虚标实，痰迷神窍为中心证候，腑气不通加重病情；中医药治疗的关键环节是早介入、防内陷、重开闭及准确辨证；因其病情演变速度快，临床诊治时重视以“急则治其标”作为治疗原则，涤痰、行瘀、泻热、开闭为基本治法，用药方面注重通气道、利水道、醒脑窍的有机结合。文章从中医药治疗急重症角度出发，总结论述洪广祥教授治疗肺性脑病的用药经验，为临床治疗肺性脑病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并附验案一则。
甲状腺癌近年增势迅猛，西医治疗虽确有疗效，但存在早期干预不及时、手术后复发、药物不良反应明显等现象。王晞星教授从事临床甲状腺癌防治工作四十余载，经验颇丰。王教授主张立足于“肝生血气”理论，结合疾病分期辨证，分阶段从肝论治，权衡中西治疗权重占比、扶正抗邪矛盾主次，据机分期拟定三方：疏肝理脾消瘤方、解肝发陈抗癌方、滋肾养肝生化方，临床应用疗效显著。
冠心病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的特点，作为心脑血管常见疾病之一，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郭维琴教授继承郭士魁学术思想，倡导益气活血法治疗心系疾病，结合现代医学对动脉粥样硬化的认识，以痰、瘀、毒邪阻滞心脉为关键，主张畅通三焦气机、给邪气以出路治疗本病。郭维琴教授临床以对药、角药为特色，通过益气活血、化痰祛瘀、畅通三焦治疗冠心病，具有临床疗效可靠、简便易于掌握的优势，突显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价值，为中医治疗冠心病提供了重要思路。
干燥综合征合并间质性肺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中医学“肺痹”范畴，周学平教授继承周仲瑛的学术思想，结合长期临床实践经验，认为气阴两伤、痰瘀阻肺为该病的主要病机，在气阴亏虚的基础上，强调痰浊、血瘀痹阻肺络为其病理特点，治以益气养阴、润肺通络，临证使用润肺通络方治疗，用药静动相宜、补益而不滞，润燥相济、滋阴而不腻，化瘀通络、祛邪不伤正，临床每获良效，并附验案两则以佐证。
糖尿病属中医消渴病范畴。赵进喜教授认为热伤气阴是糖尿病的核心病机，在此基础上，常有血络瘀阻、气机郁滞、痰湿阻滞、胃肠结热等情况，需活血通络、行气化痰、通降胃腑。邪热伤津耗气，又因多尿等症状有大量精微物质流失，故而固精生津同样重要，多用酸涩之品，敛肺降火，敛气清心，固脾升清，敛肝生津，固肾涩精。通可去滞，涩可固脱，通涩并用，对于虚实夹杂的消渴病效果显著。文章举验案1则，以供探讨。
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是消化系统常见的难治性疾病，为胃“炎-癌”转化的重要环节。周斌教授临证30余载，在承袭《金匮要略心典》“痞坚之处，必有伏阳”的理论基础上，认为阳气与CAG的发生发展高度联系，由阳气功能异常构成的“伏阳”状态贯穿了CAG疾病始终。“伏阳”状态下，阳气防御、推动、温煦作用减弱，病邪内侵，浊瘀堆积，形成发病的夙根，加重阳气的伏藏；阳气怫郁，升降失宜，化生阴火，其由虚而生，因郁而炽，妄动犯土，更助脾胃受邪；“伏阳”愈深，毒热愈炽，正气愈损，促使CAG的“炎-癌”转化，终至结毒化癌，正虚毒结。故文章总结提出“温阳助气化以固本、开郁畅气机以治标、平调阴阳以消痞坚、通调枢机以正伏阳”的治则，旨在为临床防治CAG提供新思路。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是目前早期治疗的重要手段。然而，术后患者仍面临创面愈合、并发症及复发的风险，对术后诊疗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名中医赵文霞教授提出“分期辨治”理念，将早期胃癌ESD术后分为术后恢复期、稳定修复期、巩固预防期和疾病根治期4个阶段，针对各期病机特点，灵活采用中药调理，防止术后复发，取得了显著疗效。文章总结了赵文霞教授治疗早期胃癌ESD术后分期辨治的用药思路和临床经验，结合典型病例探讨中医药预防复发的疗效，为早期胃癌术后康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医诊疗思路。
肿瘤属形神共病性疾病，精神因素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传统“重形轻神”思想限制了肿瘤疗效的进一步提高。“调神治癌”理论的提出是对既往肿瘤防治体系的突破和提高临床疗效的要求，中医八法根据各自在肿瘤治疗中的不同定位和最佳适应证，能够对肿瘤、肿瘤并发症以及治疗产生的不良反应从形与神两个维度辨治，揭示了“形与神俱”治疗理念的重要地位和具体应用。指出重视调神思想在肿瘤全过程的贯彻和落实，是预防肿瘤发生、延长患者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文章旨在系统阐释全国名中医王坤根教授对金元名医朱丹溪“清和”脾胃观的学术继承与临床转化经验。朱丹溪主张“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强调脾胃以“清和”为生理常态，即保持清洁纯净、空虚不满且顺应天地气机升降之逻辑。王教授将脾胃“清和”理论内涵提炼为“薄味、少食、茹淡、禁攻伐、倒仓”五法。针对当代患者多因“过食”与“攻伐”导致脾胃失于清和、变生痰郁的病理特点，确立了“化痰湿以解郁结”及“健脾实土以化痰湿”的治则。临床应用严守忌厚味、忌攻伐、忌温燥“三忌”原则，并创制“大柴苓汤”与“三合温胆汤”两张验方，以及一句口诀：细嚼慢咽，小口吃；饮食清淡，七分饱。
舌苔与菌群关系密切，口腔与肠道菌群分别关联了舌苔形成的局部与整体环境。不同舌苔的菌群特征不同，同一舌苔的菌群特征可因病机不同而有所差异。舌苔和菌群微生物特征分析可用于疾病的早期筛查、诊断以及治疗效果的评估。文章基于中医舌苔和菌群的相关性，概述了舌苔的口腔及肠道菌群研究现状，探讨了当前研究策略的不足及改进措施，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为舌苔的微生态研究提供了参考。
文章谨遵“阳化气，阴成形”之旨，阐述“气阳濡动”理论在帕金森病运动证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治疗中的应用。“线粒体功能障碍-气阳不及-多巴胺神经元损伤”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关键病理过程，基于“气阳濡动”理论靶向治疗线粒体功能障碍、多巴胺神经元损伤可能为治疗帕金森病开发新思路、新途径。益气温阳息风为帕金森病的基本治疗大法，代表方脑泰方中重用甘温的黄芪以益气升阳、濡养经脉；配伍辛温之性的川芎以达活血行气之效，复气阳之用；同时辅以咸辛平之僵蚕，咸寒之地龙，达到息风定颤、通经活络的效用，全方共行益气温阳息风之效。同时在益气温阳息风的基础上要分“期”异治，提出“早期尤重调畅气阳、中期侧重补益精血、晚期强调补虚泻实”的同病异“期”异治的中医思路，为临床治疗帕金森病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中医诊疗思路。
基于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癌毒”学说，程海波教授团队创建了中医肿瘤癌毒病机理论。癌毒病机理论认为，胰腺癌转移的主要病因是虚、毒、湿、热、瘀，核心病机为正气亏虚、癌毒流注、湿热瘀结。临证应以抗癌解毒、祛邪复衡、扶正固本为基本治则，治疗应以健脾益气为根本，以抗癌解毒为核心，以清热化湿为关键，以祛瘀散结、调和肝脾为要点。文章在癌毒病机理论的指导下，阐明胰腺癌转移的核心病机和防治策略，以期为中医药辨治胰腺癌转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心力衰竭（以下简称心衰）易损期作为急性失代偿性心衰向慢性稳定性心衰转换的过渡阶段，该时间段内患者病死率和再住院率居高不下，是临床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理虚元鉴》虚劳思想，详细探讨了心衰易损期的防治策略。处于心衰易损期的患者常表现为“虚劳”，其成因多与先天不足、后天、境遇、医药及病后之因相关。汪绮石补前人之未逮，提出“三本二统”理论，对心衰易损期有指导意义。临床中可遵循养阴补肺，以开上源；补脾建中，以灌四旁；补肾固元，以复生机的治疗原则。用药应禁燥烈、苦寒、伐气之品。在心衰易损期，应坚持“知节”“知防”“二护”“三候”“二守”的调摄原则。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希冀可降低心衰易损期的入院率和病死率，改善患者预后。
难治性慢性咳嗽发病机制复杂，一般药物治疗效果较差，咳嗽迁延难愈，患者反复就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中医学认为难治性慢性咳嗽以风邪犯肺为基本病机，发病基本形式为内外风相引，风邪伏肺、外风触发为其缠绵难愈的病机特点，脏腑失调、风邪外袭为其反复发作的关键病机，兼夹他邪也为病机之一。治疗上疏风宣肺是前提，宣肺透邪、祛其伏风是核心，调理脏腑是关键，同时兼祛他邪。以期为中医药防治难治性慢性咳嗽提供思路和方法。
中药在脓毒症的治疗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脓毒症作为全球性的健康挑战，常规的治疗方法存在耐药性和不良反应问题。中药通过调控炎症反应、免疫应答等关键环节，表现出其独特优势。在脓毒症初期，中药与抗生素结合使用可增强疗效并预防耐药性。在中后期，中药强化脾胃功能、促进康复，保护患者免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文章综述了脓毒症的现代病理机制，并详细探讨了中药单体、中药复方及中成药在脓毒症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为中药在脓毒症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些参考，期望为脓毒症患者提供更多有效的治疗选择。
失眠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睡眠障碍，常伴有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等症状。现代医学多用化学药物治疗失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医对于失眠的病因病机认识已较为完备，治疗手段丰富，且行之有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失眠的总体病机为“阳不入阴”，具体表现为气血、营卫失和所导致的睡眠障碍。辛味药能行、能散、能通，对治疗失眠具有明显优势。辛味药发挥“行散”以及治疗失眠的物质基础主要为挥发油类物质，能消除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等致病因素，通过调节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以及祛除外在致病因素，从而达到镇静催眠的目的。查阅近年辛味药治疗失眠的应用及相关实验研究，发现辛味单药及相关复方促进睡眠的现代机制主要包括调节神经递质水平、保护神经元、影响昼夜节律因子的相关表达、降低炎症因子以及调节肠道菌群等。
剂量的考证是当代经典名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对古方的剂量有准确的折算，则需要对古代度量衡有清晰的认知。文章对“分”这一古代中医学常用的非官方衡制单位演变过程进行梳理，认为汉唐时期“分”为“两-分-铢”制下的单位，按照四分合一两的标准进行使用。宋金元时期则存在着“两-分-铢”制下四分合一两向“两-钱-分”制下十分合一钱转变的过程。明清时期则采用了“两-钱-分”制，按照十分合一钱的标准折算；但部分医书在引用前代方剂时直接照抄了剂量，没有做出改变，故需特别注意这些方剂的出处，针对特定医家、特定医书单独分析，若明确来自汉唐宋初，则仍应按照四分合一两的旧制折算使用，不可简单一概而论。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表现为肢体麻木、视力下降、膀胱或肠道功能障碍等，其中肠道功能障碍会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临床治疗中相较其他症状更易被忽略。肾司二便，肾主骨生髓充脑，可见肾作为桥梁沟通脑与肠，文章以“脑-肾-肠轴”为切入点，总结得出多发性硬化肠道功能障碍核心病机为肾精亏虚所致的“脑-肾-肠轴”失调，并以此为基础论治多发性硬化肠道功能障碍，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针刺留针时间是针刺治疗方案的关键参数之一，直接影响着针刺疗效。目前临床上留针时间的选取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这不仅缺乏一定的客观依据，还影响临床疗效的提高及针刺量学研究的发展。在精准医学的大背景下，针刺留针时间的规范化和量化迫在眉睫。笔者总结近些年的相关研究发现，合理的留针时间是保证针刺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同疾病适宜不同的留针时间，最佳针刺留针时间应以针刺作用的最佳诱导期为依据，目前尚缺乏对针刺最佳诱导期的观察，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针刺麻醉作为中医医学转化的先河，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思考与研究意义，文章通过从针刺麻醉现存的困境入手，讨论针刺麻醉历史医学转化的成功之路，从术前评估、术中麻醉、术后防治3个方面对以针刺麻醉为例的“从临床到基础再到临床”的医学转化之路如何有效实现进行论述，特别试图针对术中麻醉的“组方选择及刺激频率、时间、强度”讨论最理想的临床处方，以期为针灸结合转化医学，推动针灸处方规范化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半夏-麦冬配伍最早见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竹叶石膏汤、温经汤与麦门冬汤三首经方中，现代方剂学对半夏-麦冬配伍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多从半夏、麦冬药性上“燥润相济”及药物功效的角度解读，对张仲景的组方思路与药物配伍内涵缺少系统的理解与认识，未能充分理解张仲景半夏-麦冬的配伍内涵，而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文章从气化理论的角度分析半夏-麦冬的配伍内涵，认为其内涵为枢转中焦降胃气、敛降阳明降肺气、清降火热除躁烦，并探讨张仲景于三首经方中对半夏-麦冬配伍的应用，以期为半夏-麦冬在临床的应用及药物配伍提供思路。
时逸人系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主张中西汇通、寒温并用、方随法成，尤重舌诊，学术特色鲜明。其在肾病诊治方面见解独到，强调以张仲景学术思想为指导，辨治急慢性肾炎。文章基于时逸人的学术思想，从辨太阳少阴分治急慢，遵循“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之法，以及培本固元、寒温汇通三个方面，系统探析其运用张仲景水气病理论指导肾病的治则与治法。研究发现，时逸人在急性肾炎水肿期善用麻黄类方宣肺利水，慢性肾炎则注重温阳强肾、化瘀利水，强调肺脾肾三脏同治，重视蛋白尿与血尿的辨治，并融会伤寒与温病之学，灵活化裁经方时方。文章旨在总结时逸人运用张仲景学术思想治疗肾病的经验，为现代中医肾病临床提供理论依据与治疗思路。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是一种进展性疾病，迁延日久可进展为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及肝衰竭等，因此将治疗关口前移，将病情控制在肝脂肪变性及炎症早期阶段意义重大。中医体质学理论认为，痰湿体质是MAFLD发生的关键体质土壤，改善痰湿体质可以有效防治MAFLD。针对痰湿体质易感疾病MAFLD的核心干预策略在于恢复脾脏运化功能。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脾脏将水谷精微转化为气血津液以滋养全身之功能，与单磷酸腺苷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通路促进底物能量代谢为机体提供能量的功能相似。因此可以基于AMPK通路探讨健脾助运理论改善痰湿体质易感疾病MAFLD的微观机制，进而通过AMPK通路来丰富“脾主运化”的科学内涵。
